忧乐天下：范仲淹传

书生秋点兵。

当大宋两位超一流书生范仲淹、韩琦戎装出塞，来到西北前线各自的任所时，面前是一个怎样的阵势呢？这得先从横山山脉说起。

横山是一条东北-西南走向的山脉，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区，其北是一望无垠的毛乌素沙漠，其南是陕、甘黄土高原，历来是屏障关中畿辅的战略要地，至宋代，则成为与西夏国的天然分界线，时人和史家多呼其为“山界”。面对西夏犯兵侵入大宋的七条惯常路线，宋朝分环庆路、泾原路、鄜延路三点布防，成犄角之势。环庆路的环、庆（今甘肃省环县、庆阳）地面，山川险固，易守难攻，西夏兵轻易不犯。泾原路的泾、原（今甘肃泾川、固原）地面，向称“关陇锁钥”，这里从来壁垒森严，驻军雄厚，也多为犯兵所不取。鄜延路以延州（今陕西延安）为首，虽然号称“三秦锁钥”，但在宋时却一向疏于防守，特别是承平至安远段二百里许，长宁至黄河段一百里许，“地阔寨疏”，防务基础差，兵员亦不足。这一个薄弱环节，被机敏的李元昊看个正着。宋朝著名的“三败”之一的“三川口之败”，就发生在这一地区。

宋康定元年（1040）正月，自称大夏皇帝的李元昊“御驾亲征”，统率十万大军兵出塞门川（延河上游），先行偷袭金明寨。金明寨是延州北面门户，当时由化州刺史、金明县都监李士彬把守。李士彬并非汉人，乃党项族一位酋长，骁勇善战，号称“铁壁相公”，手下有十八寨羌兵十万之众，周围又有保安、塞门诸寨互为依托，不是个好对付的主。李元昊当然不傻，先使反间计，让人把一封相约“同叛”的信，以及锦袍玉带等物送给李士彬，故意让其上司生疑，结果未得逞。接着再来诱降计，派人悄悄渗入金明寨劝降，被李士彬立斩来使，只留一个活口回去报信。这李元昊真有耐心，也真会动脑子，两计不成，再生一计，他派小股将士不断与李士彬部接战，刚一比划，迅即后撤并大肆放风说“我等闻铁壁相公之名，莫不胆坠地也”，如此重复不久，便有了效果。李士彬的软肋正是经不住夸赞，不免自得自傲起来，有谁敢来劝他则严行责罚，部属多有怨言。李元昊乘机派亲信贺真率部前来诈降，一面继续热捧李士彬，一面暗中拉拢怨恨李士彬的部属，贿以重金，以为内应。贺真再抵延州面见延州知州范雍，说李元昊“欲改过归命”，再投大宋。史书上讲范雍这个人还不错，只是“怯懦无谋”，不是做将帅和封疆大吏的真材实料。他一听元昊来降，不辨真伪，连忙给朝廷报喜，至于守备一事便不管了。李元昊看到时机成熟，决定出手，而且又来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花招，明攻保安军，暗夺金明寨。范雍闻信又上当了，急忙派主力去援救保安军。金明寨这边，李士彬也放松了警惕，将士们解甲就寝。凌晨时分，西夏主力猛攻金明寨，贺真率内应大开寨门，不费吹灰之力便夺下金明寨，诛杀了李士彬和他的儿子，并一举攻占周边安远诸寨，挥师南下，直逼延州。

延州城内只有数百名士兵，几乎是座空城。范雍大为惊恐，慌忙调集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孙，和驻兵庆州的另一名副都部署刘平前来救援。加上其他三股援兵，宋军约集中援兵万余人，行至三川口（今陕西志丹县南），已然完全掉进李元昊预设的陷阱。

兵不厌诈。李元昊继续用计，他派人化装成“急脚子”，即宋军中传递紧急文书的铺兵，向刘平假传范雍指令：“延州范太尉传语，已等候于城之东门，然暮夜纳众入城，恐透漏奸细，请分队进发，以辨真讹也。”刘平哪知有诈，便分队而发，约间隔五里许再发一队，结果被西夏兵分而歼之。刘平见发出去五十队人马杳无回报，心生疑虑，再找“急脚子”时踪迹全无，情知大事不妙，慌忙整队齐发。行至延州城外五龙川，离城只有五里之遥，未见有什么意外，刚要放下心来，但听一声号炮响过，四下里涌出李元昊千军万马，将宋军团团围困。正是塞外严寒季节，平地积雪数寸，宋军无备，顷刻间土崩瓦解。刘平、石元孙力竭被擒。宋军全军覆没。李元昊乘胜驱兵猛攻延州城，七日不下，忽然天降暴雪，奇寒袭人，只好撤军。延州城侥幸没有陷落，但城北横山一带广大地区从此落入西夏掌控。这就是大宋对西夏用兵史上的著名“三败”之首——三川口之败。这里要为名将刘平惋惜一笔：他是景德三年（1006）进士，当过正直敢言的侍御史，遭时宰丁谓报复，不得已转为武职，效力边关，功劳卓著，是极难得的一代儒将。可惜死于朝廷用人不当，主官昏聩无能，令人扼腕。

败绩传入汴梁，宋廷上下一派乱象。照例，谁也不敢问责皇上，把枢密院三位主官当作替罪羊撸掉了事，当然范雍也是逃不脱的，贬职他用。下一步怎么办？吵来吵去，这才只好请出范仲淹和韩琦，前去救国于危难之中吧。可还是有点不放心呀，于是任夏守赟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，夏竦任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，去临阵节制范、韩两书生。至于运用何种战略战策，对不起，没有，你们俩先提个方案吧。

翻一翻范仲淹文集，涉及西夏用兵的奏疏、荐举、榜约、牒、札子、状、议种种文本近百篇，其中至少有十四款奏疏是与韩琦合奏，这于《韩魏公集》中可作印证。总览这些文字，完全可以勾画出范仲淹的总体御敌方略——积极防御战略，并且能够看出，这一具体方略虽然是到达抗敌前线之后的成果，但筹谋之早，用心之深，着眼点之高，措施之完备，可行性之强……没有三十年工夫不结。也就是说，伴着边患成长的范仲淹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留心于此了！不信请打开当年的《奏上时务书》《上执政书》等文章，其“备戎狄”之主张，已然念兹在兹，“论武于朝”了。

战争是什么？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这一条，谁的着眼点最高，其总体战略则最优秀。熟读史书尤其是兵书的范仲淹，善于活学活用，古为今用，他在《上攻守二策状》中，巧妙借用汉孝文帝刘恒之口，道出自己西夏用兵的最高和最终目的。汉将军陈武问征讨之计于孝文帝，孝文帝说：

兵，凶器也，难克所愿，动亦耗病，谓百姓远方何？今匈奴内侵，军吏无功，边民父子，荷兵日久。朕动心痛伤，何日忘之！未能消距愿，且坚边设候，结和通使，休宁北陲，为功多矣，且无议兵。

战争嘛，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算你打胜了，也没办法实现你所有的心愿，况且劳民伤财，造成的恶果让人痛心。还是搞积极防御吧，加强国防，有备无患，与对方和平相处，共同发展，好处说不完，且能永不言兵。范仲淹紧接着刘恒说：“故百姓无内外之徭，得息肩于田亩，天下富实，鸡鸣犬吠，烟火万里，可谓和乐者乎！”这才是战争的最高和最终目的，一切负责任的战争方略，都应该围绕这个目的而制订、而实施。事实上，范仲淹的对西夏用兵方略——积极防御战略，正是由是而生。

范仲淹在《上攻守二策状·议守》篇中，审时度势，引经据典，从宏观上论证，为何要以战略防守为上策。

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，长河之北，倚远而险，未易可取。建官置兵，不用禄食。每举众犯边，一毫之物，皆出其下，风集云散，未尝聚养。中国则不然。远戍之兵，久而不代，负星霜之苦，怀乡国之望。又日给廪食，月给库缗，春冬之衣、银、鞋，馈输满道，千里不绝。国用民力，日以屈乏，军情愁怨，须务姑息。此中原积兵之忧，异于夷狄也。臣谓戎虏纵降，塞垣须守，当务经远。古岂无谋臣，观汉赵充国兴屯田，大获地利，遂破先零。魏武于征伐之中，分带甲之士随宜垦辟。故下不甚劳，大功克举，数年之中，所在积粟，仓廪皆满。唐置屯田，天宝八年，河西收二十六万石，陇西收四十四万石。孙武曰：“分建诸侯，以其利而利之，使食其土之毛，实役其人氓之力。”故赋税无转徙之劳，徭役无怨旷之叹。……倘朝廷许行此道，则委臣举择官员，约古之义，酌今之宜，行于边陲，庶几守愈久而备愈充，虽戎狄时为边患，不能困我中国。

首先，实行总体防御战略，是客观环境决定的。西夏兵远在漠北，风集云散，行踪无定，四处偷袭，成本很低。大宋则不同，你设防御敌，却不得不长期驻军，而“远戍之兵”，换防不易，又受苦又想家，军心可是个大问题。再说吃、穿、用，这些军用物资的长途运输也不好办……这些都是不同于西夏国的实际情况。那么，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汉将赵充国兴屯田，曹操分兵军垦，都是养兵备战的成功事例。再说这种做法，孙武老前辈早就予以肯定了。现在，只要皇上同意这一总体战略，我范仲淹吸取前人经验，结合我们的客观实际，立马实施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消弥西夏边患。

当然，有了积极防御的总体战略，还远远不够，还得有一整套实施方案。于此，范仲淹都有出色的筹划与安排，其大致如下。

其一、严边城，修堡寨，实关内。

范仲淹在《论西事札子》中写道：

臣闻兵家之用，在先观虚实之势，实则避之，虚则攻之。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，而关中之备无三二分。若昊贼知我虚实，必先胁边城，不出战则深入，乘关中之虚，小城可破，大城可围。或东阻潼关，隔两川贡赋。缘边懦将不能坚守，则朝廷不得高枕矣。为今之计，莫若且严边城，使之久可守；实关内，使无虚可乘。西则邠州、凤翔为环、庆、仪、渭之声援，北则同州、河中府扼鄜、延之要害，东则陕府、华州据黄河、潼关之险，中则永兴为都会之府，各须屯兵三二万人。若寇至，使边城清野，不与大战。关中稍实，岂敢深入？

是呀，要守，要守得住，你得先有坚实牢靠的边防线。范仲淹不光有这样的理论，也有这样的实践。这里笔者试举一例。范仲淹来到延州前线后，视察时发现延安之西至庆州之东的百多里地区是“敌占区”，中间有金汤、白豹和后桥三座边寨为西夏所有，像打进宋界的一个大楔子，“阻延、庆二州径过道路，使兵势不接，策应迂远”，乃兵家大忌。他立即动手解决之，与相关各方协商，调鄜延路步兵一万二千名、骑兵三千名；泾原路步兵九千名、骑兵一千名；环庆路马步军一万八千名；军外番兵若干，共不到四万人马，一举夺回金、白、后三寨，收复失地，使整个边防线连成一片，便于布防设险。接着，范仲淹要“大为城寨，以据其地”：觉得这座堡寨还行，就下令增修加固；觉得那座堡寨并不占地利之便，就撤掉它，另行选择兵家要地，予以重建。他向朝廷报告说：“俟城寨坚完，当留士兵以守之。方诸旧寨，必倍其数。……必严其戒曰：贼大至，则明斥候，召援兵，坚壁清野以困之；小至，则扼险设伏以待之；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。”这才是积极防御之道的实际应用。

范仲淹积极防御之“严边城，修堡寨”，最成功的范例莫过于修建大顺城了。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记其事：“庆（州）之西北马铺砦，当后桥川口，在贼腹中，仲淹欲城之，贼度必争，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，引兵随之。诸将不知所向，行至柔远，始号令之，版筑皆具，旬日而城成，即大顺城是也。”大顺城遗址今称二将城，位于山庄乡雷圪崂村芋台组，地处二将川河与铁匠沟水交汇处南侧山梁，全城地跨两山，周长三千五百米，城墙残高四五米，中间被一条小沟分为南、北二城。北城依山势而建，很不规则，占地约二十万平方米；南城呈长方形，又分为内、外城，占地三十万平方米。大顺城始建于宋天禧五年（101），整整二十一年后，范仲淹复筑之，宋仁宗御赐“大顺城”。现为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范仲淹是庆历二年（104）五十三岁时修大顺城的。《年谱》记载“五月壬申，公徙知庆州，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。……十月，公以龙图阁直学士、户部郎中、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，兼知庆州。”由鄜延路调环庆路，仍在抗敌第一线。此前在鄜延路时，还修筑了青涧城，修复了承平寨和永平寨，现在换了地方，但既定方略不变，修成了至今还享有盛誉的大顺城。大顺城处在庆州西北方向马铺寨后桥川口，而后桥川正是西夏出兵必经之地，有大顺城在此，就等于卡住了一处咽喉要道。这一点，精明的李元昊当然明白，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在此筑城的。而范仲淹决心要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办这事，这就得跟李元昊斗斗智商了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一百三十六卷记载说：

庆之西北马铺寨，当后桥川口，深在贼腹中。范仲淹欲城之，度贼必争，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，引兵随其后。诸将初不知所向，行至柔远，始号令之，版筑毕具，旬日城成。是岁三月也，寻赐名大顺。贼觉，以骑三万来战，佯北，仲淹戒勿追，已而果有伏。大顺既成，白豹、金汤皆截然不敢动，环庆自是寇益少。

看来还是范仲淹智商高，办法妙，瞒过李元昊，十天筑一城，这效率不知在世界筑城史上怎么排名。关于这一段筑城美谈，欧阳修在他这位师友去世后，于《范公神道碑铭序》中又专作记述，与上引文字大同小异，不再重复，唯有一句“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”，必须昭示一下。事过又是二十多年，大顺城下有一战，史称“大顺城之战”，充分证明范仲淹高出李元昊一筹。

这是公元一〇六六年（宋治平三年，西夏拱化四年）三月，西夏遣使祭奠宋仁宗，并贺英宗继位。此时，李元昊已然死去十八年了，由他的儿子毅宗谅祚当国。因为礼仪发生争执，引起西夏怨愤。这年秋天，西夏以“侮其使”为由，发兵十万进攻宋之秦凤、泾原路，宋夏战争再起。夏毅宗谅祚亲率步骑数万围攻大顺、柔远等城寨。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蔡挺得报，牢记范仲淹①攻守大略，集边民于诸城堡，坚壁清野，令诸军扼守要地，严加戒备，毋轻出战。他认定范公大顺城，城坚难破，固守为上，只是派人秘布铁蒺藜于城外池壕中。倒是觉得柔远之城防不固，遂命副都总管张玉率重兵援防。西夏军猛攻大顺城，强渡池壕者伤亡惨重，急得谅祚近前督战，吃了宋军一弩，差点在大顺城下丢了性命。没法子了，又转去进攻柔远寨。张玉是范公“积极防御”的隔代受益者，以逸待劳多时了，遂率精兵三千人夜袭敌营，西夏军多日苦战，夜半惊魂，只能溃守金汤城。大顺城以完胜告慰范仲淹的在天之灵，再次为范式“积极防御”的无比正确作证。

其二、选良将，练精兵。

有了进可攻、退可守的隐固防线，谁来攻守呢？必得良将精兵不可。范仲淹针对边防前线“将帅常患少人”的问题，在《奏乞督责管军臣僚举智勇之人》折中，发表自己的见解说：“国家奄有四海，未必乏才，岂天地生人，厚于古而薄于今？盖选之未精，用之未至。今诸军诸班必有勇智之人，多被管军臣僚人员等递互弹压，不得进用，坐至衰老。”他举例说：“只如朱观，元是军班出身，因历边任，方得将名。”所以，“伏望圣慈专督管军臣僚等，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，各举一名，不以将校长行，或试以武艺，或观其胆略出众，便可迁转，于边上任使。”在这里，范仲淹还别出心裁，提出一种奖惩办法：“如将来颇立战功，则明赏举主；或屡败军事，亦当连坐。”只有这样，“诸路渐次得人，不致频有那移，免使戎狄谓大国乏才，愈增骄气。况西北二方，将帅之缺实非细事，乞国家常为预备，早加迁擢。”范仲淹进一步建议说：“专于选将者，委枢密院于阖门只候使臣已上选人，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，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。或有智略，或有材武，堪边上试用者，逐旋进呈，据选到人数，以籍记之，候本路有缺，则从而差授。如此则三二年间，得人多矣。”在范仲淹心目中，对古代选将之法颇为欣赏。他在《论西事札子》中，以戍边名将李牧为例，向往道：

然则唐汉之时，能拓疆万里者，盖当时授任，与今不同。既委之以兵，又与之税赋，而不求速效，故养猛士，延谋客，日练月计，以待其隙。进不俟朝廷之命，退不关有司之责，观变乘胜。如李牧①之守边，可谓善破虏矣。

李牧“善破虏”，是君王放得开，将帅自主权大。在这里，范仲淹借古喻今，是有所指的。宋代虽然以“重文抑武”为国策，但执行起来并不坚决，摇摇摆摆，时好时坏，太祖太宗之后越来越不济，总以“朋党”大棒时不时敲打士大夫。这个问题，笔者后面还要细说。范仲淹针对时弊，也要顺便敲打敲打君王，而且他接下来说得更具体、更严峻，在《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》中写道：

西陲用兵以来，沿边所费钱帛，万数浩瀚，官司屈乏，未能充用。其鄜延等四路帅臣，虽有管本路粮草之名，然转运司终是本职，故不敢专行计置。若不委之经度，即边计常是不足。臣等欲乞特降指挥，下鄜延、环庆、泾原、秦凤路经略使司，应本路州军所管钱帛，并许选差除廉干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。其收到利钱，明入省帐收附。所有勾当人等，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，委本司具数保明闻奏，特与相度酬赏。所贵有助军费，少纾民力。

范仲淹把将帅主动权问题，提高到理论高度加以强调，在《论夏贼未宜进讨》折中，他引用古代兵法经典说：“兵法曰：战道必胜，主曰无战，必战可也；战道不胜，主曰必战，不战可也。”

什么意思？这仗应该打，皇上说别打，那一定得打；这仗打不得，皇上说要打，那还是别打的好。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之谓也！范仲淹认为，一个将帅如果没有这样的气派和担当，那就不是一个好将帅。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标准，范仲淹与韩琦一起进行“火线突击提干”，从诸军班中选拔了一大批将校级人才，列表报送朝廷审批。为此二人联名写了一道专折《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》，开头写道：“臣等在边上体量得材武可用将佐人数如后。”这个名单极有史值，不长，兹全录于下：

第一等

泾原路部署署狄青，有度量勇果，能识机变。

鄜延路部署王信，忠勇敢战，身先士卒。

环庆路权钤辖、知环州种世衡，足机略，善抚驭，得蕃汉人情。

环庆路钤辖范全，武力过人，临战有勇。

第二等

鄜延路都监周美，谙练边情，及有武勇。

知保安州军刘拯，人机智胆勇，性亦沉审。

秦凤路都监谢云行，勇力有机，今之骁将。

延州西路巡检使葛宗古，弓马精强，复有胆勇。

鄜延路都监谭嘉震，勇而有知，战守可用。

泾原路都监黄士宁，刚而有勇，可当一队。

鄜延路钤辖任守信，能训练，有机智。

泾原路都监许迁，训练严整，能得众情。

秦凤路钤辖安俊，勇而有辩，仓卒可使。

环庆路都监张建侯，知书戢下，可当军阵。

鄜延路都监张宗武，精于训练，可备偏裨。

在名单最后，举荐人特别加了这样一段话：“数内刘拯、张建侯、张宗武，虽曾改转一资，比诸将未至优异。臣等今同罪举保此三人，乞各转两资及移易差遣。”这是成心要让刘张张三人连升两级并安排更高的职务。在此，要特别讲一下范仲淹与狄青的故事。

前些年有一部五十二集的动画连续剧《大英雄狄青》，在少儿频道银河剧场首播，以每晚八点半一集的形式播出。看过吗？它讲的就是狄青的故事，由不谙世事的小男孩，成长为战西夏、平叛乱的一代英雄。写实的风格，清雅的画风，幽默的人物语言，富于民族气息的音乐……不看有点可惜。这个狄青，正是范、韩举荐名单上那个排在一等头名的狄青。他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比范仲淹小十九岁，与韩琦同龄，字汉臣，汾州西河（今山西汾阳市）人。狄青出身贫寒，十六岁的时候，他哥哥与乡人斗殴犯事，狄青挺讲义气，自愿代兄受过，被“逮罪入京，窜名赤籍”①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。他骁勇善战，而且“战状”极为骇异，每战必披头散发，戴一铜面具，冲锋陷阵，勇冠三军，四年间参加大小战役二十五次，身中八箭，虽身负重伤亦“闻寇至，即挺起驰赴”，继续冲锋陷阵。因为他脸上有刺字，人称“面涅将军”。范仲淹十分偏爱狄青，只是觉得他胸无韬略，于前途有碍，遂有心栽培，授以《左氏春秋》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第一百二十九卷记其事曰：“仲淹以《左氏春秋》授之曰：‘将不知古今，匹夫勇耳。’青折节读书，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，由是益知名。”知名到什么程度？历官泰州刺史、惠州团练使、马军副部指挥使，皇祐四年（105）六月，推枢密副使。死后追赠为狄武襄公。

对于练精兵，范仲淹更是有一套。先看他的认知水平：欲练精兵，先得会养兵。范仲淹在《奏论陕西兵马厉害》折中说：

臣窃知陕西禁军、厢军不下二十万众，防秋在近，必须养育训练，以期成功。在乎丰以衣食，使壮其力；积以金帛，示有厚赏，牛酒以悦之，律罚以威之。如此，则兵有斗志，将以增气。虽二十万众，合为一心，有守必坚，有战必强，平寇之期，臣可卜也。若饥不足其食，寒不足其衣，出无壮力，入无厚赏，军有退志，将必丧气。虽二十万众，或有二心，守则不坚，战则不强，平寇之期，未可卜也。

范仲淹这段话的核心意思，简要点说，就是一要爱兵，二是要赏罚分明，此乃养兵三昧。那么，在西夏作战前线养兵，又要养什么样的兵呢？以范仲淹多次反复所强调来看，老弱病残当然首先要淘汰，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多养“土兵”，少养“东兵”。笔者理解，他所说的“土兵”，当指防区本地所征之兵；“东兵”，则指内地所征之兵。他在《上攻守二策状》中说：“臣观今之守边，多非土兵，不乐久戍；又无营田，必烦远馈。久戍则军情以怠，远馈则民力将竭。岁月绵久，恐生他患。此守御之末利也。”他在《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·陕西守策》中，再予详细阐述：

又久守之计，须用土兵，各谙山川，多习战斗，比之东兵，战守功倍。然缘边次边，土兵数少，分守不足，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。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，即迁其家而团集之。……征夫不保其家，离妇颇多犯法，人情不免，久则怨起。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，更免出军，父母妻子，乐于完聚，战则相救，守则相安。或谓若士兵携家居于塞下，则全分请给，其费尤多。不然。士兵月给差少，又素号精强，使之戍边，于东兵数复可减，然于逐路渐为增益。二年以来，方能整习，固非一朝可骤改也。

那么，现役军中的老弱与东兵怎么安置呢？有办法。范仲淹在同一奏折中说：老弱“不堪战阵者，宜沙汰之，使归于田亩，既省军费，复增农力。然后东兵三分中一分屯边，以助土兵之势；一分移入次边，或屯关辅，以息馈饷之困；一分归京师，以严禁卫之防”。

沙汰老弱，土兵为主，爱心养之，强将训之，这样以来，还愁练不出精兵吗？还怕李元昊入侵吗？范仲淹在《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》中满怀自信地展示道：

一二年间训兵三四万，使号令齐一，阵伍精熟，又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，收横山一带族帐，可以图之。降我者，使之纳质，厚其官赏，各令安居，籍为熟户；拒我者，以精兵加之，不从则戮。我军鼓行山界，不为朝去暮迁之计。元昊闻之，若举国而来，则我退守边寨，足以困彼之众；若遣偏师而来，我则据险以待之。蕃兵无粮，不能久聚，退散之后，我兵复进，使彼复集，每岁三五出。元昊诸厢之兵多在河外，频来应敌，疲于奔命，则山界蕃部势穷援弱，且近于我，自求内附，因选酋豪以镇之，足以断元昊之手足矣。

其三、主动出击寻战，讲求策略战术。

战略防御可不是消极防御，等着挨打，恰恰相反，它要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都凑手时，不断地主动出击，积小胜为大胜，一能练兵，二能反过来巩固边防。翻一翻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相关记载不少。卷一百二十八载：“范仲淹遣殿直狄青、侍禁黄世宁攻西界芦子平，破之。”卷一百二十九载：范仲淹派“鄜延路钤辖朱观等袭西贼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，破之。”卷一百三十载：范仲淹遣军“卒城承平等前后十二寨，蕃汉之民，相踵复业。”卷一百二十八还载有最著名的一次军事行动，收复延州门户金明寨以后，都监周美给范仲淹提建议：“贼新得志，其势必复来。金明当边冲，我之蔽也，今不亟完，将遂失之。”这话正中范仲淹所虑，“因属美复城如故。数日，贼果来，其众数万，薄金明，阵于延州城北三十里。美领众二千力战，会暮，援兵不至，乃徙军山北，多设疑兵，贼望见以为救至，即引去。既而贼出艾蒿寨，遂至郭北平，夜斗不解。美悉众使人持一炬从间道上山，益张旗帜，四面大噪，贼惧走，获牛羊、橐驼、铠甲数千计，遂募禁兵筑万安城而还。”在《范文正公年谱补遗》中还记载有这样的史实：范仲淹“牒朱观将领兵军，计会王达、朱吉、王守琪、张宗武，自鄜州西北入德静寨，进兵讨掠族帐。又牒葛怀敏将带周英、郑从政部领兵马离延州，往保安军逼逐蕃贼。仍差刘政充先锋，取路深入，破荡部署”。看来真是用兵频繁，攻必克，战必胜。

打仗还得用谋略，讲求阵仗、战术。此前宋军有一积弊，于阵前对垒极为不利。怎么回事？宋有诏令：部署一级军官将兵一万名；钤辖一级军官将兵五千名；都监一级军官将兵三千名。一旦临阵，先由军阶最低的都监迎战，不敌，再依次出钤辖、部署。这显然很荒唐。范仲淹面对此弊，虽诏令亦必革除，他说：“将不择人，以官为先后，取败之道也。”遂选出精兵一万八千名，分属六将，每将统三千名，“分命裨佐训饬，不数月，举为精锐。士气大振，莫不思战。”（富弼《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》）迎战时视来敌多少，灵活变阵，首尾照应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百二十八载：从此，“贼不敢犯”“无以延州为意，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，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。”这里的“大范老子”，当指范雍。

范仲淹熟知兵法，贵能实用，而且胸中有全局，于排兵布阵以及接战之法，均有上等运筹。他在《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·陕西攻策》中早就提出高招，即活用吴起“三师破楚”之策，应对西夏强敌。

臣等请于鄜延、环庆、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，使臣一二十人，步兵二万，骑兵三千，以为三军。以新定阵法，训练岁余，候其精勇，然后观贼之隙，使三军互掠于横山，更进兵。……假若鄜延一军先出，贼必大举来应，我则退守边寨，或据险要，不与大战。不越旬日，彼自困敝，势将溃归，则我环庆之军复出焉。彼若再图点集，来拒王师，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，使贼奔命不暇，部落携怨，则我兵势自振。如宥州、绥州金汤、白豹、折缰等寨，皆可就而城之。其山界蕃部，去元昊且远，求援不及。又我以坚城据之，以精兵临之。彼既乐其土，复逼以威，必须归附，以图安全。三五年间，山界可以尽取。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。元昊若失横山之势，可谓断其右臂矣。矧汉唐之旧疆，岂今日之生事也。

四、创建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。

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无论古代战争，还是现代战争，后勤保障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。具体到与西夏对垒的西北战场，军需、军运问题更是特别突出。对此，范仲淹一早就了然于胸。他不主张进攻战略，不主张大军深入敌区寻战，后勤问题是忧患之最。他在《论西事札子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缘大军之行，粮车甲乘，动弥百里。虏骑轻捷，邀击前后，乘风扬沙，一日数出。进不可前，退不可息，水泉不得饮，沙漠无所获，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。”又在《上攻守二策状》中再三强调：“绝漠风沙，迷失南北。馈运辎重，动有钞掠。”绝对不可长途奔袭。然而，即便实行积极防守战略，后勤保障依然是个大问题，你范仲淹如何解决？纵观他治边三年作为，大致可以看出其主导思想是，以屯田、入中、开榷场为三大杠杆，在西北战区建立一套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。

范仲淹行屯田，前文书中已然道出，不再重复。唯屯田一法，古已有之，这里略作叙述。中国历代都有边界战争，往往持续时间很长，有长达几十年者。为了维持军需，就要建立一定形式的粮食生产基地，而这种粮食生产基地，最好建在距离战区不远的地方，以方便转输。这种方法，就是屯田。政府利用戍卒或农民、商人垦殖荒地，由此取得军饷和税粮。有军屯、民屯、商屯之分。屯田始于秦汉。秦以前的战争，持续时间都不长，无需屯田。到秦始皇与匈奴开战，最先遇到了后勤保障问题，于是“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，北击胡，悉收河南地，因河为塞，筑四十四县城，临河，徒适戍以充之”。这可以说是屯田之先声。

汉文帝时，匈奴国力强盛，时常犯边。晁错进策，认为士卒轮流戍边不是长久之计，主张用招募之法，有计划的移民，发展边疆地区的生产，把卫国和保家联系在一起，其实施步骤� ��：先把国家出卖爵位所获得的粮食用于边防屯垦事业，再选择水草丰茂的边地作为移民地点，筑城修堡，给移民提供房舍以及农具、种子，配备医生和巫师等等。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，成效不错。而范仲淹前举赵充国屯田例，是汉宣帝手里的事。那时，西北羌人发动武装叛乱，进犯过境，攻占城镇，残害边民。名将赵充国已经七十岁了，毛遂自荐，挂帅出征。他在对粮食辎重等后勤保障状况进行了详细调研后，觉得只有在边塞屯田，方可不误战事。于是，以一万多名军士，开垦田地两千余顷，“留屯以为武备，因田致谷，威德并行。”西羌的五万兵马，竟然被赵大帅陆陆续续消灭了四万六千余人，几乎消灭光啦。赵充国由此总结出著名的“留四便宜十二事”，即屯田的十二大好处。想必范仲淹早就熟读此文，铭记在心。

范仲淹还熟知曹操屯田事。建安元年（196），曹操采纳枣祗和韩浩的建议，在许都（今河南许昌市）附近进行屯田。屯田的土地是无主荒地，劳动力、耕牛、农具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中掳获的，也有一部分劳力是招募的。据说当年屯田收获谷物百万斛，“于是州郡列置田官，所在积谷，征伐四方，无运粮之劳，遂兼并群贼，克平天下”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）。曹魏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。民屯每五十人为一屯，屯置司马，其上置典农都尉、典农校尉、典农中郎将，不隶郡县。其收获与国家分成：使用官牛者，官六民四；使用私牛者，官民对分。屯田农民不得随便离开屯田。军屯以士兵，六十人为一营，一边戍守，一边屯田。曹魏屯田对安置流民、开垦荒地、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为曹操统一北方创造了物质条件。

自此经两晋、南北朝、隋唐以降，再到宋代范仲淹，各代都推行过边防屯田。纵观屯田史，其利远大于弊。如果没有屯田，历代中央王朝统一西域的进程是难以实现的。西域地处西陲，距内地路途遥远，古代交通不便，要想靠内地军资去支持一支戍边大军，那困难是难以想象的。公元前八十九年，汉武帝派军攻打车师，胜则胜矣，代价惨重。他慨叹道：“汉军破城，食至多，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，强者尽食畜产，羸者道死数千人。”颇堪为不兴屯田者戒。有了屯田，就可以避免由内地向边境地区长途运输所造成的巨大消耗。请注意，造成这种巨大消耗的主体，倒不是军队本身，而是运输物资的民夫。有学者研究汉简得出结论说：汉代从关中运粮到河西走廊西部，每运到一石粮食，路途消耗多达十石，若要到达西域，则会消耗更多。史书也有记载，《汉书·主父偃传》称：“起于黄腄、琅玡负海之郡，转输北河，率三十钟而致一石。”多高的成本消耗啊！范仲淹面对现实，以史为鉴，力行屯田古法，为建立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兹立首功。

在范仲淹文集里，有一道奏疏，《奏为陕西四路入中粮草及支移二税》，主体部分如下：

臣窃见陕西四路各屯重兵，所入中粮草，又无定数，并支却京师钱帛，久而行之，府库须竭。又支移关辅二税，往边上送纳，道路险阻，百姓劳费，亦已凋敝。至于转运司经画财利，应副边上，每年亦无定额。纵使元昊纳款，未能顿解，边兵悠久，何以支济？自来朝廷已差逐路经略兼计置粮草，即未责事任。伏望圣慈指挥，更选差朝臣四人，充陕西四路经略计置判官，专管本路税赋课利，及图回营田等事。仍令三司将逐路军马并见在粮草数目，约度今后每年各计入中若干石，于京师支给见钱，比旧日十分中减下三分，各令陕西转运司约度逐路税赋课利数目外，每年各令支助钱帛若干。既粮草钱帛皆是定额，自然各务省节，须拣精锐养赡，及将蕃部弓箭手相间使用，不更占冗兵。既沿边入中有数，必自挪移军马入次边及近里州郡驻扎。其四路经略计置判官，便当知州差遣与本路经略使及知州军等。如能依次减省入中万数，及图回财用不致亏误，即加奖擢。此军国之大计，乞圣慈留意。

这里，对年轻读者来说，首先得搞清何为“入中”。所谓“入中”，就是古时招募商人向指定的沿边地点入纳粮草，政府给予钞引，凭钞引去京城或其他地方领取现钱，或者金银、盐、茶、香药等。有时，羽毛、筋角、胶漆、铁炭、瓦木之类军需物资，亦用入中法。沈括《梦溪笔谈·官政一》：“商人先入中粮草，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、慢杂钞及杂货。”

按说，入中是北宋长期实施的制度，对沿边地区储备军用粮草和充裕京师财政有重要作用。入中制度的不断变化，是政府与商人分割争夺茶盐之利的体现。戴裔煊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》中说：“所谓入中，即商人以刍粟等物输纳於政府之义，所以亦称为‘中纳’或‘入纳’。不论入纳刍粟或实钱或其他物，又不论入纳於塞下或其他州军，不论入纳在京榷货务或折中仓，凡此种入纳之事，俱得谓之‘入中’。”这种买卖关系有两个特点：其一，商人入纳得到的酬偿，不同于市场上的现钱现货交易，而是期权交易，异地兑付，由入纳地政府发给有价凭证——钞引，到京师或其他州军兑付。其二，对商人入纳物货的支偿，并不完全按当地市价，而是根据入纳地的远近等因素，高其值进行折算。北宋时期，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路长期屯驻重兵，军储不可或缺，本地租赋又“不足以供兵费，屯田、营田岁入无几”，使**粮又扰民太甚，于是丰熟之际“市刍粟，广储蓄，以息编氓飞挽之役”，而收“贸易商赀以实边，农人不扰，而西鄙足用”之效。这里试举一例：河东十三州二税收入为三十九万二千余石，赋外“岁给和籴钱八万缗”，随税科籴八十二万四千余石。……诏罢支河东籴本，“以其钱付转运司市粮草”，其本钱主要来自河东永利监榷盐收入。“商人输钱於麟、府等州军，本州军乃给券，於东、西监请盐。”“其卖到盐钱系应副本路收粮草，别无盐钞。”永利监年产盐六百二十五万斤，合三万一千三百席，按中价每席五十五贯计，年收入约十七万二千贯。此外，赐河东“京钞见钱”十五万缗，“末盐钱”二十万缗“市籴粮草”，加上原来支拨的籴本八万贯，中央支付给河东的“年额”籴本为六十万二千贯，可籴买粮斛一百万石左右。河东籴本绝大部分由永利监盐、末盐（东南盐）、京钞构成，说明入中是筹措军粮的主要方式。正是出此考虑，范仲淹方才奏请朝廷，特为陕西四路入中粮草，以加强后勤保障体系。

开榷场。榷者，专利、专卖之意。榷场，特指宋、辽、西夏、金政权时期，各在边界地区设置的互市市场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“边贸市场”。榷场贸易是边民经济交流的需要，对各自政权的统治者来说，还有控制边境贸易、安边绥远的作用。所以榷场的设置，常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。宋与西夏之间，最先于景德四年（1007），在保安军（今陕西志丹）置榷场互市，后来又在镇戎军（今宁夏固原）等地置榷场。榷场贸易受官方严格控制。官府有贸易优先权。榷场领辖于所在地区的监司及州军长吏，又另设专官，稽查货物，征收商税。交易货物，中原主要是农产品、手工业制品，以及海外香药之类。辽、金、西夏地区则主要是牲畜、皮货、药材、珠玉、青白盐等。双方的战马、铜铁、硫黄、焰硝、箭笥之类军用物资，一般都严禁出境。榷场商税是官府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。

范仲淹广开榷场，并不是单单为了活跃市场，增加税收，而是有着更为深切的政治、思想追求。前面写到过范仲淹的战争观，最终还是要争取和平，让双方的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，和睦相处，过上一种幸福而又富裕的生活。那么，如今宋、夏边境地区交战多年，老百姓逃亡在外，流离失所，怎么办？边境安宁些了，逃亡户口返家就业，可一片战争废墟何以安家？所以，关键是发展生产，活跃经济，济民富民。范仲淹正是为此而广开榷场。他下令在许多城寨都设置榷场，当地政府都参与商贸活动，边境贸易一时红火起来。范仲淹了解到，西夏地区生产青盐，是从盐湖中直接采出的盐，或以盐湖卤水为原料晒制而成的盐，可食用，可防腐，也是制碱等物事的原料，很是宝贵。就鼓励以布帛等物换取青盐，运至庆州、环州一带销售，利润翻倍，军民既可两用，还筹措了丰厚军费。

综上所述，范仲淹通过屯田、入中和开榷场等得力举措，很快建立起一个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，成为他整个积极防御系统的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然而，对于这一范式积极防御战略体系，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予以理解，予以支持的，事实甚至是，包括他的许多亲密战友、朋友在内，大多数人都看不上它，认为是范仲淹“保守”“怯战”的证明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