忧乐天下：范仲淹传
开篇请读韩愈《伯夷颂》第一自然段：
士之特立独行，适于义而已。不顾人之是非，皆豪杰之士，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。一家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寡矣；至于一国一州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盖天下一人而已矣；若至于举世非之，而不惑者，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。若伯夷者，穷天地、亘万世而不顾者也。昭乎日月不足为明，崒乎泰山不足为高，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。
伯夷是否够得上“适于义”的“特立独行”之士，后世大有争议，笔者在此略不涉及，只谈士君子勇于坚守的道德风骨。何谓“大丈夫能屈能伸”？世有误读，主要在这个“屈”字，以为道义受阻时，即可屈节苟活，以图保全。非也！恰恰相反，中国古来真正的士君子大丈夫，伸则进取，剑胆布道，济世救民，建功立业，留万世英名；屈则坚守，不移道义，即如韩昌黎所言，虽“一家非之”“一国一州非之”“举世非之”，亦琴心护剑胆，守道如命，绝不出卖原则、改易立场。此乃“穷天地、亘万世”而“千百年”方能出现一个的“特立独行”之士。
笔者如此小引，是想说范仲淹者，正是这样一位能屈能伸的“特立独行”之士，而本节只说他“伟大的坚守”。坚守什么？就是他认定唯一正确的“积极防御战略”。为什么要坚守？因为它遇到了空前强大的质疑与挑战。出乎意外，首先提出否定意见的，竟是同道边帅韩琦将军，他力主积极进攻，主动深入西夏境内，集中优势兵力与元昊主力决战，以便快速、彻底地解除西北边患。他在给皇上的奏议中说：
臣以贼昊倾国入寇，不过四五万，老弱妇女，举族而行。吾逐路重兵自守，势分力弱，故遇敌不支。若大军并出，鼓行而前，乘贼骄惰，破之必矣！今中外不究于此，实乃视贼太过之故。屯二十万重兵，只守界壕，中夏之弱，自古未有！臣恐边障日虚，士气日丧，经费益蹙，师老思归，贼乘此有吞陕右之心。
他不光说，还与范仲淹的另一位好友尹洙（时任经略判官）一起，制订出了具体作战方案上报朝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范、韩二人不是联名上奏近二十道奏议，共同提出积极防守之大计方针吗？莫非韩琦原本就有异议，只是出于尊重范仲淹才附议的吗？或者后来战局变化而韩琦别生谋划？内情嘛，笔者已无能考悉。但韩琦成为速战速决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
韩琦造成的压力，在以几何倍数快速膨胀，因为他的进攻方略，不仅许多前方将帅参差认同，而且深得朝廷欣赏，具体说，就是仁宗皇帝如获至宝，认为这才是解决西夏问题的上等良策。当然，帝王有帝王的考量，从他们的角度看，也是大有道理的。宋仁宗就是这样看的：西北前线“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，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，不耕而自食其民。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众连年仰食，而国力不困者也”。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百二十九）并且早就下诏给夏竦等交代说：“以老师费财，虑生他变，令早为经画，以期平定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百三十一）在皇帝心目中，“费财”并非最怕，“虑生他变”才是皇家要命心病。他家老祖宋太宗就道破厉害：“国家若无外忧，必有内患。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防。惟奸邪无状，若为内患，深可惧也。帝王用心，常须谨此。”话说得够明白了，内患重于外忧，赶紧把西夏灭了回来吧，保卫朕才是最最要紧的事！你说皇家操着这份心事，能不欢迎速战速决吗？
此时，假如有个“志于道”的好宰相，可以进进直言、良言，给头脑发烧的仁宗皇帝敷条冷毛巾，比较比较攻守利弊，庶几或可有补。你猜如今宰相是谁？又是那个“于天下事，屈伸舒卷，动有操术”的吕夷简。这天，宋仁宗病愈临朝，命速召两府大臣。吕夷简闻命，却不急着应召，过了数刻才动身。他是押班宰相，缓步而行，辅臣们谁也不敢走在他前头。有人请吕夷简快走几步，他却“愈缓步”。宋仁宗问：“朕久疾方平，喜与公等相见，何故迟迟才来？”吕夷简慢语道：“陛下不豫，中外颇忧，陛下忽召臣等入觐，臣等若奔驰以进，恐旁人将有妄议，使国人惊虑。”宋仁宗闻听后，极赞吕夷简曰：“得辅臣之体。”再举一例。一次，曹皇后对见访的吕夫人说：“皇上喜吃糟淮白鱼，祖宗却立过禁令，不许宫人于四方取食材，吕相世居寿州，当有此物。”吕夫人归府后，就让人装了十箩筐淮白鱼进献。吕夷简却说：“两筐即可。”夫人讶问吕相公：“此为陛下下箸之物，有何可惜？”吕夷简徐徐言道：“皇宫所无之物，人臣之家何能有十筐！”大家瞧瞧这位吕宰相，就是这样“动有操术”“平生朝会，出入进止，皆有常处，不差尺寸”。但吕夷简倒不是个没有度量的人，此次西北有事，韩琦荐帅，仁宗有意起用范仲淹，怕吕相反对，要做二人的和事佬，不料吕夷简却主动表态，“即请皇帝擢用范仲淹”。范仲淹心胸远大，与吕相原无私仇，何较锱铢，自然会以国事为重，有著名的《上吕相公书》为证。上吕相公书一连三封，绝非泛泛通款，都很长，所言皆恳恳然军国大计，颇见对攻守之略的深思熟虑，非常精彩。限于篇幅，只可略示一二。
某启：仲秋渐凉，伏惟相公台候万福。某奉命此行，至重至忧。……今延安兵马二万六千，患训练未精，将帅无谋。问以数路贼来之势，何策以待，皆不知所为，但言出兵而已。此不可不为忧也。或得其人，精练士卒，山川险恶，据以待寇，俟有斩获，乘胜深入。贼势一破，鸟散穷沙，复旧当疆，宜有日矣。如未克胜，贼势不衰，纵入讨除，岂肯逃散？或天有风雨之变，人在山川之险，粮尽路穷，进退有患，此宜慎重之秋也！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，一河屈曲，涉者十三度，此言山川之恶也。或遇风雨，不敌自困。
十一月四日，具官范某，谨东望再拜上书于昭文仆射相公阁下：窃以文武之道一，而文武之用异。然则经天下，定祸乱，同归于治者也。传曰：“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。”斯则将相之设，文武之殊久矣。后世多故，中外不恬，二道相高，二权相轧，至有大将军而居三司之上，盖时不得已也。五代衰乱，专尚武力，诸侯握兵，外重内轻，血肉生灵，王室如缀，此武之弊也。皇朝罢节侯，署文吏，以大救其弊，立太平之基。既而四夷咸宾，忘战日久，内外武帅，无复以方略为言。惟文法钱谷之吏，驰骋于郡国，以克民进身为事业，不复有四方之志。一旦戎狄叛常，爰及征讨，朝廷渴用将帅，大患乏人，此文之弊也。前则刘平陷没，范资政去官，次则韩琦与某贰于元帅，不能成绩，以罪失职。复以夏、陈分处二道，期于平定。近以师老罢去，而更张之。三委文帅，一无武功，得不为和门之笑且议耶？今归之四路，复皆用儒，彼谓相辅大臣朋奖文吏，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，则岂止于笑？当尤而怒之。用儒无功，势必移于武帅。彼或专而失谋，又败国事。况急而用之，必骄且怨，重权厚赏，不足厌其心。外寇未平，而萌内患，此前代之可鉴。……某不避近名之嫌，有表陈让，愿相公与两府大臣因而图之。如鄜延、环庆二帅，一路以文，一路以武。……既文武参用，二路兼资，均其事任，同其休戚，足以息今日之谤议，平他时之骄怨，使文武之道，协和为一，何忧乎边患矣！……某谓朝廷用儒之要，莫若异其品流，隆其委注，众皆望风禀畏，以济边事。……某胸中甚白，无愧于日月，无隐于廊庙，惟相公神明其照，某岂得而昧之！
范仲淹如此披肝沥胆，直陈边事灼见，忠诚报国，其心其情，吕夷简岂能无动于衷？甚或十分感动。但在皇上圣裁已定，不信“或天有风雨之变，人在山川之险，粮尽路穷，进退有患，此宜慎重之秋也”的逆耳之言时，他将持何“操术”是可想而知的，他肯定会毫不游移地站在皇上一边，贯彻执行韩琦的进攻方略，违心不违心那就顾不上了。于是乎，君、相国策既定，又是颇能展示大宋国威的进攻方略，一时朝野欢呼，同仇敌忾之声，弥漫在举国言攻的无边兴奋之中。
庙堂之上，有头脑冷静的吗？这会儿至少有三个人，范仲淹除外，一个是御史中丞杜衍，一个是西北前线第一主帅夏竦。杜衍此时已年过花甲，但依然敢于直言强谏，他给进攻方略泼冷水说：“侥幸成功，非万全计！”但已然难阻洪流。此人在后来的庆历新政时，尚有惊人之举，容后仔细介绍。这里单说举足轻重的夏竦。
夏竦比范仲淹大三岁，字子乔，虽非进士出身，也属文人一脉，文学造诣很深，有很多作品流传后世，又是古文字学家。宋真宗景德元年（1004），他以父夏承皓死忠，录官润州（今江苏省镇江市）丹阳县主簿，此前范仲淹曾知润州；擢光禄寺丞，通判台州（今浙江省天台县，在此赋有《国清寺》《石梁》《琼台双阙铭》等诗词，颇负诗名）；再迁国史馆编修，后与王旦等同修宋真宗《起居注》；天圣五年（107），为枢密副使；天圣七年（109）官参知政事；天圣九年（101）进兵部侍郎、兵部尚书左丞。他是力襄宋真宗“天书封祀”的“五鬼”之一。到了仁宗朝，依然官运亨通，先是知青州，修南阳桥①；再任刑部尚书、户部尚书；西北军兴，兼陕西四路经略、安抚、招讨使，知永兴军，是名副其实的西北前线第一大帅。这样一位实权人物，他对攻守方略的取舍，显然握有极大的发言权。
原先，他发挥自己的远见卓识，对西北军事大局有透彻而精辟的分析：“（李）继迁当太宗时，遁逃穷困，而累岁不能剿灭。先帝（宋真宗）惟戒疆吏，谨烽堠，严卒乘，来则逐之，去无追捕。然自灵武陷没，银、绥割弃以来，假朝廷威灵，其所役属者不过河外小羌耳。况（李）德明、元昊相继猖獗，以继迁穷蹙比元昊富实，势可知也；以先朝累胜之士较当今关东之兵，勇怯可知也；以兴国习战之师方今沿边未试之将，工拙可知也……若分军深入，粮糗不支，进则贼避其锋，退则敌蹑其后，老师费粮，深可虞也。”看得明白，夏竦是反对进攻战略，主张防御战略的，为此他献出十策如下：
一、教习强弩以为奇兵；
二、羁縻属羌以为藩篱；
三、诏确（应为“唃”）厮啰②父子并力破贼；
四、度地形险易远近、砦栅多少、军士勇怯，而增减屯兵；
五、诏诸路互相应援；
六、募土人为兵，州各一两千人，以代东兵；
七、增置弓手、壮丁、猎户以备城守；
八、并边小砦，毋积刍粮，贼攻急，则弃小砦入保大砦，以完兵力；
九、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，许人入粟赎罪，铜一斤为粟五斗，以赡边计；
十、损并边冗兵、冗官及减骑军，以舒馈运。
这是夏竦早范仲淹三年提出的比较具体的积极防御战略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在西北前线，范仲淹最初提出防御战略时，有人质疑。夏竦还为之打抱不平，对皇上说：“仲淹亦奏称非是怯惧，候将来春暖大为攻取之计；又奏西界春暖马瘦人饥，易为诛讨，及可扰其耕种之务，与臣前所陈攻策并同，但时有先后尔。”可以想见，如果他能以朝廷重臣和前敌大帅的双重身份挺身而出，坚决反对速战速决，或可让宋仁宗回心转意。可惜的是，这位名臣志道不坚，在关键时刻以名禄为重，舍弃道义，完全否定了自我，投向帝王文化一边，于国于己，都酿成一段千古之恨。于此，《宋史》诟病他说：“倾侧反覆，世以为奸邪！”为了迎合仁宗和吕夷简，他不但转而支持进攻，而且比谁都“左”，坚持主张来年正月即大举征讨，振振有词地批驳范仲淹说：“贼界已知所定进兵月日，岂得退却？”为了让范仲淹屈服，他把自己的超人精明派上了用场，令范仲淹的好朋友尹洙出马做说客，你范仲淹不是一向重情重义吗？我就投其所好，看你怎么着。魏泰在《东轩笔录》第七卷上，载有这场历史性的范、尹对话片断：
范公曰：我师新败，士卒气沮，当自谨守，以观其变。岂可轻兵深入耶？以今观之，但见败形，未见胜势也。
洙叹曰：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！韩公尝云：“大凡用兵，当先置胜负于度外。”今公乃区区过慎，此所以不及韩公也！
范公曰：大军一动，万命所悬，而乃置于度外，仲淹未见其可。
尹洙是进攻派的中坚人物之一，面对“顽固”的老朋友，他在延州一住二十多天，居然毫无结果，一气之下，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，甚至失态得有点无礼，当面指责一个人不如另一个人，这是带有严重羞辱性的。好在范仲淹不是寻常度量，还是就事论事，平和得让人望尘莫及。要知道，此时范仲淹所面临的压力有多大吗？真到了韩愈公所说的“举世非之”的程度，而对垒的自己这边，几乎成了孤身奋战。他会屈服吗？这里有他的三封奏折存世，是完整展示给世人的时候了。
其一、《论夏贼未宜进讨》
臣闻昨贼界投来山遇，尝在西界掌兵，言其精兵才及八万，余皆老弱，不任战斗。始，贼众深入，盖为官军以分地自守，既不能独御贼锋，又不能并力掩杀。
彼得其便，继为边患，其虏劫牲口牛羊亦不曾追夺，故安然往来，如蹈无人之境。今延州东路合提防之处，已令朱吉与东路巡检驻军延安寨；其西路亦委王信、张建侯、狄青、黄世宁在保安军每日训练；及令西路巡检刘政在德青寨、张宗武在敷政县，密令分布兵马，候贼奔冲，放令入界，会合掩袭。若数路并入，且并众力御敌，或破得一处，即便邀击别路。其环庆路已遣通判马端往报部署司，令一如鄜延路设备。如此，则可以乘胜而破贼也。今须令正月内起兵，则军马粮草动愈万计，入山川险阻之地；塞外雨雪，暴露僵仆，使贼乘之，所伤必重。况鄜延路已有会合次第，不患贼先至也。贼界春暖，则马瘦人饥，其势收易制，及可扰其耕种之务，纵出师无大获，亦不至有他虞。
自刘平陷没之后，修城垒，运兵甲，积粮草，移士马，大为攻守全胜之策，非为小利而动。如重兵轻举，万一有失，将何继之？则必关朝廷安危之忧，非止边患之谓也。苟自今贼至不击，是臣之罪也。兵法曰：“战道必胜，主曰无战，必战可也；战道不胜，主曰必战，不战可也。”臣昨于九月末至鄜延路，便遣葛怀敏、朱观入界掩袭族帐，盖与今来时月不同，非前勇而后怯。今若承顺朝旨，不能持重王师，为后大患，虽加重责，不足以谢天下。苟俟春暖举兵，犹未为失策。
且元昊稔恶以来，欲自尊大，必**人所误，谓国家太平日久，不知战斗之事，又谓边城无备，所向必破，所以恣桀慢之心，侵扰不已。今边鄙渐饬，度其已失其本望。况已下敕招携族帐首领，臣亦遣人探问其情，欲通朝廷柔远之意，使其不僭中国之号，而修时贡之礼，亦可俯从。
今鄜延是旧日进贡之路，蕃汉之人颇相接近。愿朝廷广天地包荒之量，存此一路，令诸将勒兵严备，贼至进击；但未行讨伐，容臣示以恩意，岁时之间，或可招纳。如先行攻掠，恐未能深据要害，徒为钞劫，损王师之礼。纵能残彼妻孥，焚彼聚落，如白豹之功，官军既退，戎类复居，狼心重报，增其怨毒，边患愈滋，无时敢暇。若天兵屡动，不立大功，必为夷狄所轻。臣又近召张亢到延州熟议，亦称愿与戎人相见于界上。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，一则惧春初盛寒，士气愈怯；二则恐隔绝情愿，偃兵未期。若施臣之鄙计，恐是平定之一端。苟岁月无效，遂举重兵取绥、宥二州，择其要害而举之，屯兵营田，作持久之计。如此，则茶山、横山一带蕃汉人户去昊贼相远，惧汉兵威迫，可以招降，或即奔窜。则是去西贼之一臂，拓疆制寇，无轻举之失也。①
其二、《谏深入讨伐西夏奏》
去秋遣朱观等六道掩袭，所费不赀，皆一宿而还。近者密诏复遣王仲宝等，几至溃败。或更深入，事实可忧。臣与夏竦、韩琦皆一心速望平定，但战者危事，或有差失，则平定之间，转延岁月，所以再三执意，非不协同。①
其三、《乞先修诸寨未宜进讨》
臣近准陕西都招讨使夏竦牒，连到朝廷指挥，所有行军所需，令三司与韩琦等商量，疾速擘画应副者。臣今据鄜延路部管葛怀敏等申，所要军须粮草共四状，缴连进呈。臣相度前项军须粮草万数不少，必是一两月办集未得。如今办搬运上项随军辎重粮草，又须用厢军二三万人，必虑诸处厢军数少，起发不得。或便骆驼骡子一二万头，即山路险隘，与兵马三二百里，转难主管。若多差人夫，即恐有雨雪之变，崎岖暴露，稍有惊危，便多逃散，抛弃粮草，为贼之资。
臣切见延州废却承平、南安、长宁、安远、塞门、栲栳六寨之后，自延州去贼界二程，斥候渐远，贼马动息卒不可知。又退却疆界，贼转深入。又况延州东路废却诸寨归明弓箭手尽皆流移，著业未得。又诸寨侧近蕃部亦多惊起，在近里与汉户杂居，今春未有土田耕种，若不修复旧寨，其蕃部既无活路，恐纠率打劫近边人户，走入横山贼界，则其患不细。臣又闻得横山蕃部散入岩谷，多设堡寨，控扼险处，入界之时，兵少则难追，多则难行。假使主将智勇，能夺其险，彼则远遁，我无所获，须过横山后方到平沙，却无族帐可取。其讨伐之计，须是将帅出奇兵从天落，则有非常之功，似今重累而行，实忧不利。
臣虽密奏朝廷，留此一路，未速讨伐，以示招来之意，其边界旧寨不可不谋。乞作圣意指挥，遣近上使命急至鄜延路，令与臣催促诸将，于二月半后出兵万余人，于废寨中拣有利处先次修复，未须大段军须，只以随军运粮兵夫，因便兴工，候着次序，选骁捷将兵以守之。既逼近蕃界，彼或点集人马，朝夕便知，大至则闭垒以待隙，小至则扼险以制胜。彼或放散人马，亦朝夕便知，我则运致粮草，以实其备。彼若归顺，我已先复旧疆；彼未归顺，我已压于贼境。横山一带，在我目中，强者可袭，弱者思附，此亦御边之一事。然修复旧寨，亦动军民，烦费不少，比之入界劳弊，则有经久之利，而无仓促之患，且安存得东路熟户蕃部并归明弓箭手。请圣慈裁酌。①
请问读过这三篇奏议有何感想？笔者初读掩卷，甚感意外，怎么范公会如此平静，平静得难见情感之波澜起伏？又怎么会如此平实，平实得似乎有点细微琐碎？在这朝议汹汹、举国争战的特殊时期和关键时刻，作为漩涡中心人物的范公，其奏疏居然会这般不温不火，如拉家常，倒像《西线无战事》时的一份寻常战报，更像一位边帅静夜整理的一篇战地日志。敌情如何如何；我军如何如何；我是怎么让“王信、张建侯、狄青、黄世宁”他们练兵的；我又是怎么“修城垒，运兵甲，积粮草，移士马”的；去秋朝廷是怎么强“遣朱观等六道掩袭”，“近者密诏复遣王仲宝等”出击，结果你看，后果真的是不佳呀；所以，我还是认为不要盲目进攻的好，不说别的，光“军马粮草动愈万计，入山川险阻之地；塞外雨雪，暴露僵仆，使贼乘之，所伤必重”呀；况且，皇上不是已经“下敕招携族帐②首领”吗，我已“遣人探问其情，欲通朝廷柔远之意”，同时这事我也与张亢“熟议”过了，他表示“愿与戎人相见于界上”，一条和议的路子还是应该留下的吧；另外，“蕃汉之人颇相接近”，我希望“朝廷广天地包荒之量”，要照顾到蕃部①的利益呀……你听听，简直是小溪潺潺，泉水叮咚。能不让人感到意外吗？设身处地想一想，这么好的一整套御夏方略无人赏识，而且惨遭否决，不仅皇上和满朝文武大员看不上它，一个战壕里的前敌战友都不理解它，甚或背叛它、出卖它，就连共过患难的同道朋友也鄙视它、羞辱它。这事摊在谁身上，能没有一点儿失望，一点儿委屈，一点儿抱怨，一点儿悲愤、悲哀、悲痛吗？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”这是古来多么令人心碎的事！然而范仲淹就是范仲淹，他总会给人以意外！读过这三篇“抗疏激辩”的文字，笔者最深切、最形象的感受就是：巍巍高山，已不在乎乱云飞渡，它会从容坚守着自己的安命立场；滔滔长河，已不在乎支流倒灌，它会从容坚守着自己的前进方向；洋洋大海，已不在乎风骤雨狂，它会从容坚守着自己的宽广胸怀。从容的坚守，伟大的坚守，泰山崩于前而不惊，每临大事有静气，这就是范仲淹。而且事实很快证明，举国皆错，唯有范仲淹的坚守非常正确。这便是比“三川口之败”还要惨痛的“好水川之败”。（未完待续）